建国 70年来，我们对杰出人才的欲求从没有像现在这么迫切!从上世纪末开始，旨在培养和引进杰出人才的各种政策和政府项目纷纷出台，各种人才支持项目更是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但是，真正杰出的人才依旧是一种极其稀缺的资源。杰出人才的成长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议题，它绝不仅仅限于高等教育范畴，而是牵涉到整个教育体系乃至整个社会环境和氛围的综合性议题。因此，根本不可能在短短的篇幅之内把这一问题说清楚。故而，为了避免论题过于分散，我仅就目前国家人才政策和制度中可能存在的与人才成长规律不相合之处略微展开分析。 应该说，杰出人才的成长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所谓特定环境仅指涉由特定的制度所形构的环境或者说氛围而不及其他。对有关西方国家学术和科技体制的研究表明:一个真正有利于“杰出人才”辈出的学术制度，恰恰并非是围绕英才本身而建构起来的。英才是一个由所有学术人共同参与而不是少数精英把玩的游戏中的优胜者。游戏规则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和适用的，这就是所谓带有普遍主义倾向的实力至上认可原则。在参与游戏过程中，虽然不能否认精英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也难以完全杜绝或避免精英偶尔出现的人情和势力(“必记本”注：如院校出身)偏好，即所谓的特殊主义倾向，但是，因为有规范的同行评议制度和严格的利益冲突原则，在很大程度上，积累优势效应和“马太效应”在最大程度上被得以抑制。譬如，有案例表明，即使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有关项目的申请中也未必一定会中标，关键在于申请者的已有研究基础和研究项目设计的合理性，即使一个无名小辈如助理教授也同样有机会赢得大笔款项的资助和支持。在西方的学术体制中，有关著名奖励项目大多带有荣誉性，极少会提供大笔奖金，譬如英国皇家学会设立于 1731 年最古老的科普利奖章(copley medal)，每年颁奖一次，授予在科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位科学家，其奖金仅有区区的 5000 英镑，但奖金虽少，其象征意义非凡，达尔文、爱因斯坦都曾获得该奖章，著名英国科学家霍金获得 2006 年奖章。对于英才以及他们所在机构而言，学术奖励其实是一种荣誉和成就的至高认可，很少有大学会因此而把奖项与个人物质回报挂钩。换言之，奖励本身是作为一种学术认可机制而不是利益驱动机制。因为一旦奖项成为物质刺激的手段甚至学术追求本身，好奇心的满足、学术求索精神所需要的沉静心境都将不复存在，在不断催化和膨胀的物质欲望导引下的学术界，就有可能成为名利场，形成权力至上和赢者通吃等宰制性的规则。在这种体制和环境中，年轻的学术后辈恐怕很难脱颖而出。 在客观存在等级分化的学术系统中，学术精英作为学术金字塔顶尖的极小部分，他们的确拥有话语权优势，譬如作为专业权威，他们有可能控制一个领域的研究主题、话语风格、专业规训制度，尤其是对各种资源分配和新人进入资格的掌控。如果缺乏基本的约束和学术伦理责任，这种体现了对专业权威尊重和以精英为核心的学术体制建构，也同样有可能带来创新活力的枯竭和后续杰出人才的成长障碍。因此，即使在“去行政化”的所谓理想图景中，合理的学术制度建构也不应以“英才”或“学术精英”为权力核心，或单纯以少数“杰出人才”的培养为制度设计依据和逻辑，而应建立一个面向所有学术人的民主参与、监督的透明机制，以防范权力过分向英才倾斜而带来另外一种负效应。 此外，既然学术系统存在一个等级分化的结构，显然，英才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甚至其成就的获得本身也离不开其他非英才的配合与协作，尤其在现今大科学的时代。而且，英才的显现方式也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同样经历一个由入门、有影响力成果发表到声誉获得的成长过程。因此，一个合理化的学术制度设计逻辑起点，不应是直接锁定于“杰出人才”，而是如何通过营造一种环境，建立一个动态的识别、筛选和认可机制以及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为每一个具有潜质的学术人都能够脱颖而出的机会。所谓的环境营造就是支持所有学术人的自主探索、自由研究和研究团队的自我组合，而不应施以太多的制度强制性，更不应该搞拉郎配式牵强附会的团队组合；所谓动态的认可机制和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就是杜绝以既有的声誉和地位为作为支持和资助的标准与依据。以“名”替代“实”的学术认可和资源分配机制，很可能导致学术系统内部“山头主义”和“封建割据主义”的封闭性格局，它有可能培植的是学阀和学官，由此而引起的学术资源垄断将成为后续杰出人才成长的大忌。转自：翻译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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